习近平：将传统文化当做独特战略资源

文化危机让物质财富犹如沙上之塔

习近平的儒生气质，最直接的表现是善于立言：

为追思焦裕禄而填词，为表达拥军情义而作七律，勤奋地写下大量反映个人思考的专栏著述，甚至还有“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意的语言写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

从他的个人经历、执政风格到文章思想，修齐治平、三不朽、“横渠四句”等儒家经典的使命追求，处处可见。

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治家，像习近平这样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置于人类共有精神财富的坐标系中，指出其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义，“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是不多见的。

更重要的是，他并未止步于文化态度上的致敬，在其执政实践中更是自觉地把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对接，在中国梦以及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作“根”与“魂”。

习近平也讲“扬弃”，但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文化更进一步说儒家文化，对于他而言并不是散发着陈腐气息的沉重包袱，而是可以通过现代化创造，焕发强大能量、推动民族复兴的独特“战略资源”。 

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选择传统文化作为战略资源，风险并不小。

一个日益强烈的共识是，中国社会正面临文化危机，文化内涵的空洞化，让迅速积累的物质财富犹如沙上之塔，越高越重，越容易崩塌。

中华民族正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而这种危机的根由，远可溯及鸦片战争击碎天朝的自洽幻景，近可论至改革开放后西方价值观对人民信仰的冲击。

一段时间以来，电视剧热播宫廷斗争、尔虞我诈，官场、谍战、职场、家斗也是常演不衰的题材，折射着犬儒主义盛行、人际关系恶化、社会诚信缺失的现实，显规则被弃置一旁，“潜规则”却大行其道；

圈子盛行，彼此谋利，参与其中的人都希求在制度之外找到获取资源的渠道；

不劳而获、一夜暴富被仰慕推崇，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瘦肉精频频出现，更可怕的是不少人正逐渐对此见怪不怪、麻木不仁；

山寨文化几乎成为“中国标签”，各个领域仿冒成风，这些人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能赚快钱就是英雄；

盲目从众事件时有发生，理性的思考和表达却少有人倾听。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似乎让人们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各种“文化明星”名利双收，汉服、唐装招摇过市，大典、仪仗隆重登场。但很快就有人批评这种热潮浅薄片面，只求功利实用。

当代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大多局限于“中国结”“功夫”“舌尖”等符号化的平面维度上，在信仰的高度上，在求善求美的高度上，却少有耐得住寂寞的关注与追求。

政治学者郑永年曾评论说，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既不了解西方，更不了解中国，就是拿着一些工具性的东西在那叫嚷”。

还有学者举出土耳其舍弃伊斯兰文明却又难以被西方文明认可的文化困境，援引亨廷顿的观点警示人们：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有文明属性，又无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一种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的极端沮丧感。

这就是习近平这一代中国领导者面临的严峻现实。特别是在新世纪之后，面向“民族复兴”的目标，文化重建的呼声更为强烈。

唤醒传统文化之魅，又赋予其现代化之魂

传统文化被视作救世良方，但从另一面看，有“国学热”一地鸡毛的前车之鉴，如何从儒家文化中汲取文化重建的正能量，亦是严峻挑战。

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圆融、自足，是一个“超循环”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打破了这种“超循环”，进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无法抵御帝国主义挟持着达尔文主义和丛林规则的侵略。

在这种境况下，传统文化被救亡图存时期的主流知识分子抛弃，而其后的文化封闭又让断裂的传统文化缺乏更新的机会。

著名学者杜维明曾撰文说：“过去我们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们把官员贪污腐败、民众贫穷愚钝、新旧极权主义、错过了工业革命、没能建立民主人权法治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等等，都归结于传统之恶劣。

我们拿几千年积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欧美文化中的优质部分作比较，把责任归结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伦理身上，这显然有失公允。”

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也说，在对待孔子与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人们的态度形成明显的两极还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不少人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腐朽，强化和放大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

于是在20世纪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形成了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似乎中华民族要摆脱苦难就必须摒弃传统文化。

习近平面对的难题是，不能使中国成为文化的流浪儿、精神的乞食者，因此必须唤醒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同时又赋予其现代化的灵魂。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同时他也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

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作解决人类共同难题的思想库。

他举出了可以古为今用的15种优秀古代思想：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天下为公、大同世界；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

为政以德、政者正也；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脚踏实地、实事求是；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

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

以诚待人、讲信修睦；

清廉从政、勤勉奉公；

俭约自守、力戒奢华；

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

杜维明认为，21世纪的中国更需要“自我更新的儒学”。

他的期待是，儒学要面向整个世界——

儒学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识发端，经历数百年成为中原文明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主流；

第二期从中国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

未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

“而这就要看儒学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启蒙以来的‘启蒙心态’作出回应，并进而能否给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这恐怕不仅是一个学术研究者的期待，也是中国成为大国的文化使命与必然路径。

中国梦不是空想，因为“其梦有根”

习近平善于援引中国传统经典的表达特点广为人知，人民日报社专门编写了26万字的《习近平用典》一书，搜集了过去27年间习近平所有著述及重要讲话中使用频率高、能体现其治国理政理念的135则典故，每一则都以“三条微博”的文字量详细解读。

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谈及编纂这本书的缘起时说，习近平用典，“常常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赋予鲜活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不仅是在表述中用典，习近平更是在治国理政的框架构设中，将传统文化精华作为重要思想源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他提出的“中国梦”这一重要概念，正是以丰富的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为基础的。

中国梦首先根植于“中国特色”。从习近平在各个场合一系列阐述可知，外界与其关注“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如将之视作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与当代中国结合的产物。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做到“四个讲清楚”：

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

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这种思路，瞬间拉长了“中国特色”的时间之轴，并将之接入深邃的中国文化之池。

不仅如此。

2000多年前，孔子在竹简上写下“君子和而不同”。

2000多年后，习近平向全世界给出中国梦的解释：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同时他也延续“和而不同”精神，将中国梦与各国各民族之梦对接。

有学者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相比较，视之为一种“后发的、复兴的、彰显包容精神的新文明模式”。

更有研究者认为，人类正面临“三大矛盾的加剧”：

人与人之间越来越不平等；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人的各种功能、需求之间越来越不平衡，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

而中国梦将不仅使占整个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安居乐业、富裕幸福，更重要的是在于它将为人类文明走出困境开辟出一条新路，创造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中国梦’不会满足于‘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

‘中国梦’不是关门做自己的‘小梦’，而是做‘开放、包容、共赢、合作’的‘大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固有根本。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就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倡导覆盖全社会的理想信念教育，“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各地街头的宣传栏上处处可见。

在习近平看来，无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或是制度自信，最根本是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

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独特创造、价值理念梳理清晰，能够增强民众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他用诗意的语言要求重整民族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首次在党内全面系统地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

习近平对于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视与汲取，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

人们发现，他强调的生态文明、以民为本、依法治国、解放思想、重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治国理念，都可以上溯至中华传统文化思想。

北京大学一位学者撰文分析了习近平治国理念在历史、典籍中的渊源。

比如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与老子“道法自然”思想相接。老子思想是人类社会最早的可持续发展观，同时也倡导个人生活要自然而然，以朴素为美，以简约为美。

比如以民为本。习近平曾在“之江新语”专栏连写三篇文章谈“为民办实事”，并援引《孟子》中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决策部署中以民为本的基调更为突出。而这些都可以在道家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找到丰富的资源。

比如依法治国，可追溯至法家的法治思想，如商鞅的以法治国、刑无等级、法官独立、法治而不是权治、法大而不是权大、统治者和官员必须首先守法等。习近平也曾引用法家经典来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

比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限政府”的思想，习近平在担任福建省省长时就已提出。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他又多次引用老子的思想，如“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还曾向浙江的专家学者请教如何理解道家提出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些都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相通。

事实上，《老子》一书据称是世界上被翻译成外国文本最多的著作，其“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思想，被一些西方思想家认为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之源。

再如外交理念，习近平将儒家的和为贵、考虑他者利益等观念用于中国的对外政策中，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观。尤其是在国家利益上，更是直接引用中华历史文化精华中的“义利观”，提出了新的国家利益观。

习近平对外部世界宣讲最多的理念之一就是“和平”，并经常会以儒家思想作为论据支持。比如“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告诉世界这些“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

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作为执政理念的重要源泉，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必不可少。

有学者分析，习近平首次在中共党内全面系统地要求领导干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此作为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

2015年6月，国家行政学院编辑出版了首套共11册的领导干部国学教材，包含修身之道、处世之道、用人之道、治兵之道、廉政之道、执法之道、天人之道等，计划在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对现任各级行政干部进行传统文化轮训。   

早在2008年，习近平刚刚就任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就在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断提高慎权、慎独、慎微、慎友的自觉性。”

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他也说到，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

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家风”“家庭熏陶”。2015年春节前，他在春节团拜会上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习近平在这个全球华人最重要的传统佳节前讲这番话，虽言辞温和，但震撼力极强。

有媒体评价说，这是“把每个人的‘小家’提到和国、天下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建立“健康而强大的价值观”的勉励性信号。